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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沙气候大会新博弈:各国如何提高减排允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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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3-10-28 13:34:16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华沙气候大会新博弈

  19世纪末,科学家首次提出人类排放温室气体的活动长期积累下去将会造成全球气温上升。此后,美国化学家查尔斯·基林用40年的观测证实,人类正在把亿年来沉积在地下的有机碳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返还到大气层中去。

  20世纪8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分析和研究聚焦于温室气体排放问题。1988年成为人类有记录以来的最热年份,直接导致了美国参议院对气候问题举行听证。

  为了给全球决策者们提供充分、准确的关于气候变化的科学证据,并对气候变化成因、其潜在环境和社会经济影响以及可能的对策等进行客观评估,1988年11月,世界气象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共同成立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它最初汇集了全世界130多个国家2500多名科学家开展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活动,分别于1990年、1995年、2001年和2007年完成了四次全球气候变化科学评估报告,报告中关于人为温室气体排放引起全球气候变暖的结论一次比一次肯定,呼吁各国采取措施尽快行动,以削减温室气体排放。

  今年9月,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报告发布,其将人类活动引发气候变暖的可能性提高到了95%,比第四次报告的评估提高了5%,它进一步确认了气候变化的事实以及人类活动与气候变化的关系。

  但是,仍然存在不确定性。报告对特定结论的信心往往依据于持此观点模式、文献和专家的数量多寡,还不能完全依据客观的证据数量,不能避免“真理可能在少数人手里”的情况。这考验着人类面对“不确定性”的智慧。

  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开始于1992年6月举办的第一次地球峰会上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签署,该公约于1994年3月生效,是目前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最重要和最基本的架构。

  1995年起,缔约方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就公约的具体实施等问题进行谈判。回望过去的18次谈判,最显著的成果莫过于1997年在日本签订的《京都议定书》,它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文件,明确地规定了发达国家温室气体的减排数量和期限。

  然而,《京都议定书》所探索的减排模式在实践中遭遇了难题。为了达到一个确定的限制升温目标,将需要减排的温室气体数量以配额的形式分配给各个国家,在欧盟的实验中获得了一定范围的成功。但是,由于排放空间与各国发展权密切相关,这样的方式现阶段难以在更大范围内推广。

  为了探索出新的行动方式,人类需要在2015年签订一份新协议,决定在2020年《京都议定书》到期以后,将以怎样的方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

  即将举行的华沙气候大会就是新协议的起点。人类将如何面对现实的欲望与未来存在的不确定性?对此,华沙气候大会将作出怎样的回应?值得观察。□(文/温泉)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8 13:34:51 | 显示全部楼层

Re:华沙气候大会新博弈:各国如何提高减排允诺

  为全球气候新协议奠基

  即将开始的华沙谈判,将把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引向何方

  11月11日至22日,《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称“公约”)第19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9次缔约方会议将在波兰首都华沙举行。

  这是自1995年以来,公约缔约国为共同应对气候变化而进行责任分担的第19次谈判。“华沙谈判是一次过渡的会议,它主要是为今后谈判取得大的进展奠定基础。”长期关注国际气候谈判的自然资源保护协会能源、环境与气候变化高级顾问杨富强向本刊记者指出。

  过去的18次谈判中,最为显著的成果是《京都议定书》,它首次确定了发达国家的量化减排目标,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减排文件。但是《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已于2012年底到期,根据去年多哈气候大会的决定,2013年到2020年为《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华沙谈判是《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开始之后的第一次公约缔约方大会。

  即将开始的华沙谈判,将把人类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引向何方?

  围绕两大核心议题的谈判

  杨富强告诉本刊记者,2011年南非德班气候大会确立了“加强行动‘德班平台’特设工作组”。“德班平台”有两个主要议题,一是如何提高2020年前的减排雄心,二是在2015年达成一个适用于公约所有缔约方的法律文件或法律成果,作为2020年后各缔约方加强公约实施、减控温室气体排放和应对气候变化的依据。华沙谈判将集中就“德班平台”的这两个核心议题进行谈判。

  第一个议题涉及到2020年前各个国家如何提高各自的减排允诺。气候谈判大会确定了本世纪末把全球气温上升幅度控制在2℃以下的目标,但是按照各国现在采取的应对气候变化的允诺,尚不足以实现这个目标,所以需要各国提高减排雄心。

  华沙会议将涉及到“绿色气候基金”的议题。“绿色气候基金”是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承诺提供的资金援助,2010年至2012年间启动300亿美元的快速启动资金,该资金用于发展中国家的减缓、适应和能力建设。现在需要对快速启动资金进行评估。发达国家承诺到2020年提供1000亿美元,但2013年快要过去了,还没有见到一分钱援助资金的影子。

  第二个议题就是2020年以后要实施的新协议。在这方面,谈判的议题更多更难,包括原则、目标和核实等。“这次谈判可能会在一些问题上取得一些共识,但是进展不会太大。2008年金融危机开始,但现在全世界仍未走出经济衰退的阴影,各国都将应对经济危机、刺激经济复苏放在首位,气候变化议题的重要性下降。”杨富强坦言。

  他进一步解释说:“因为现在还不是时候。‘德班平台’要求在2015年达成新协议,所以,如果说会有重要进展,应当也是在2015年巴黎举办的气候谈判大会上。此外,在今年的谈判之前,只在德国波恩开了两轮预备会,在我印象中,这是预备会最少的一年。预备会少,意味着各国就各种问题进行的交流和磋商的时间就少,到了正式谈判时很难就重要问题达成实质性的协议。”

  杨富强补充说:“每年的气候谈判结果怎样,与主办国也有一定的关系。比如,在丹麦召开的第15届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影响比较大,因为丹麦政府本身在减排上比较积极,在会议的组织上也很积极,请了各国的首脑参会,媒体宣传也搞得轰轰烈烈。”

  中国代表团谈判代表之一、国家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则提醒说:“谈判是一个连续的过程和链条,每一年都很重要,今年要为2015年奠定一个好的基础。虽然今年不会签署协议,但是会讨论如何落实去年多哈大会的决议并进一步就2015年协议的概念、框架、原则、要素等展开辩论和磋商。”

  “又回到了原点”

  邹骥向本刊记者表示:“今年的主题,我认为一是落实去年的多哈气候大会达成的协议,我们尤其关注如何落实过去关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支持的决议和共识;二是为2015年要签署的新协议打基础、辨方向、明概念、搭框架、论要素、探方法。”

  他进一步阐释说:“‘德班平台’谈判之所以能往前走,是因为有多哈协议的起点,即有巴厘路线图谈判的成果为起点,而不是完全抛弃多哈协议不管,另起炉灶。多哈协议的内容,一是关于《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二是关于长期合作行动,包括共同愿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要求没加入第二承诺期的发达国家采取可比的减排措施,发展中国家采取适宜的减缓行动。此外,在森林、适应、资金、技术转让等诸多方面要取得进展。”

  2015年要签订的新协议,将作为2020年后各方加强实施公约的行动、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依据。也就是说,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结束后,新协议将接替它继续确定各国如何分担应对气候变化的责任。

  对于新的协议,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认识有所不同,基本争论是如何理解“适用所有缔约方”、如何理解“在公约的指导下”、如何解读公约“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的原则。

  根据此前历次气候大会的决议,发达国家首先需要进一步强化自身减排行动,提高减排决心的水平;需要为发展中国家开展适应气候变化的行动提供支持,包括资金、技术转让、能力建设等方面。

  但一些发达国家认为,随着新兴经济体在2020年后的经济地位提高,潜在排放量逐渐增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二元划分已经过时。“德班平台”上所有国家都要在统一法律框架下,承担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的减排义务,发展中国家不能再以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作为实施减排行动的前提。

  但是,发展中国家并不这么认为。邹骥说:“我们对‘德班平台’的理解是,以公约为基础,遵从公约条款,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一起采取减排行动。发达国家应当强化履约行动,我们对它们过去的履约程度、充分性不满意。如美国、日本等未加入第二承诺期的发达国家应有可比的、充分的、有显示性的切实行动。发展中国家应当促进低碳转型,但是发达国家应当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好资金、技术的问题。”

  “气候谈判谈了20年又回到了原点。”杨富强不无惋惜地总结说,在他看来,气候谈判进行到现在,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讲是退步的。他说:“2012年的时候,是‘德班平台’、‘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三个轨道都在谈,但是2012年的多哈大会就关闭了‘京都议定书’和‘巴厘路线图’的谈判,现在只剩一个‘德班平台’了。”

  不过,他又指出,“尽管气候变化谈判回到了原点,但与20年前已经不同了,这其中带动的公众对气候变化问题的认识、为减排所作的努力等等,都是实质性的进步。”

  同时,目前已经确定了第二承诺期的《京都议定书》已经逐渐被边缘化。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比较政治与公共政策所副所长于宏源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指出,美国、加拿大先后退出《京都议定书》,俄罗斯、日本等国也表示反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欧盟国家虽然愿意执行《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但提出要自愿承诺,不接受以往的量化目标。以此推算,当2013年《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开始时,其量化减排责任所涵盖的范围将不到目前全球总排放量的13%,不到发达国家总排放量的40%。据此,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京都议定书》已是一个徒有其表而无实质内涵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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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8 13:35:31 | 显示全部楼层

Re:华沙气候大会新博弈:各国如何提高减排允诺

  理解“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

  重新回到原点的气候谈判,与20年前的格局已经显著不同,20年间全球排放格局一直处于动态变化中。

  在20世纪90年代确定以“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以及《京都议定书》等为谈判基调的时候,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量只占全球总排放量的32%,发达国家率先承担减排义务,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是全球共识。

  经过20多年,各谈判方的减排能力和潜力以及经济实力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全球排放格局的焦点逐渐转移到发展中大国身上。世界银行报告认为,到2030年,大部分新增的全球能源消费将来自新兴发展中大国,其中,中国占55%,印度占18%。

  于宏源指出,当前全球排放格局的主要特点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的排放量差异性扩大,发展中大国排放量增长超过了发达国家,未来发展中大国整体排放量也将超过发达国家。全球排放格局的这种变化趋势,使传统发达国家率先减排的意愿减弱,同时也使“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京都议定书》受到质疑。正是在此背景下,发达国家不断要求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的发展中大国承诺中长期减排目标,要求将《京都议定书》下发达国家中期减排目标的谈判和公约下长期目标的谈判并轨。

  与此同时,中国的谈判形势也发生了变化。中国作为第一排放大国、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越来越成为国际谈判的焦点;中国的战略与政策也越来越对国际气候进程的全局具有重大的影响。

  对此,邹骥指出,应当科学、客观地看待中国目前的排放现实。中国现在是第一排放大国,新增排放的60%来自中国,这是“瞬时的事实”。气候变暖主要是因为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累积排放量。从1750年工业革命以来,在过去将近260年的历史中,全人类排放的69.2%来自发达国家,这是发达国家不可推卸的历史责任。作为公约基本支撑的科学事实没有变,所以发达国家应当更多地减排。发达国家目前减排困难,但是不能用这个理由抵消、转移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

  他指出,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开创了高碳的发展模式,这个模式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通过跨国公司直接投资、贸易等复制到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使得这种发展模式得到了转移和强化,发达国家对此也应当负有历史责任,因为其开创的发展模式使其他国家的发展形成了路径依赖。

  此外,根据多家中外研究机构的研究,中国目前的碳排放中,20%到30%来自于服务出口生产。

  邹骥说:“如果要将中国的碳排放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就应当比较同质数据,要对应相似的发展阶段和经济过程,同样处于排放上升阶段的数据、处于排放峰值点的数据和处于排放下降阶段的数据分别去比才有意义。”

  他介绍,德国碳排放峰值人均曾达到过14.1吨,法国达到过9.9吨,美国达到过21.9吨,中国现在的人均碳排放仅为6~7吨。

  “法国今天的人均二氧化碳排放也是大约不到7吨,但是这与中国的6吨有质的差别。”邹骥说,各个国家人均排放量随人均收入的变化趋势是一个“倒U”曲线,即先上升再下降,这是普遍现象。中国还处于曲线的左边,法国已经处于曲线的右边,二者对应的人均排放量数值是相似的,但是对应的人均收入,中国却大大低于法国,对应的发展阶段和经济过程是完全不同的。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主要靠制造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带动发展,以后还要经历城镇化的过程,排放还未达到峰值。法国的排放主要源自建筑、交通等消费领域。二者排放源不同、内容不同,不可比。

  “发达国家得帮助发展中国家”

  “简单地看排放总量是不全面的,在我们加强国际责任意识的同时,也不应当忽视中国的排放总量第一对应的是人口总量第一、以煤为主的高碳能源自然禀赋、由全球经济分工和特定发展阶段决定的高碳特征。”国家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副主任邹骥指出,“固然我们应当着眼于改变这样的状况,但在国际责任体系和道义舆论中,与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排放合法性、正当性方面至少不应当在发达国家之下,发达国家在这个问题上并不居于道义的制高点上。假以时日,中国也能越过排放高峰,排放量下降。”

  邹骥说,“当然,因为中国目前的总排放量大,责任重大,应当积极探索以创新的发展路径来应对气候变化,为全球作出应有的贡献。但是,我们应当有权利捍卫我们的正当权益,有权对发达国家强化减排行动提出正当的要求,我们应当尽到责任,但是这种责任不能无节制。发达国家的历史责任和发展中国家的减排行动是并列的,发达国家得帮助发展中国家。我们主张发达国家开放技术,比如燃气发电、能效、IT等技术。”

  他同时提醒说:“不能把国内的雾霾和国际的气候变化混为一谈,这是两回事。国际气候谈判是寻求公平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结构,是争取未来公平合理的排放空间和发展空间,未来这种排放权将是有价的,排放的权利会成为一种新型的稀缺资源。这与国内创新发展路径,走低碳发展道路、强化节能减排并不矛盾。”

  他表示:“我们需要把中国的现实情况讲清楚,这次谈判与以往相似,在很大程度上是要加强交流,建设性地弥合各国之间的立场差距,中国应当为此作出不懈的努力。”(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温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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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8 13:36:25 | 显示全部楼层

Re:华沙气候大会新博弈:各国如何提高减排允诺

  解振华:希望世界真实理解中国发展阶段

  中国人均GDP现在仅仅是6000美元,而且还有近1亿人口在贫困线以下,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

  11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9次缔约方会议暨《京都议定书》第9次缔约方会议将在华沙进行,与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是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这将是他第七次以团长身份出席联合国气候谈判大会。

  之前,解振华在环保部门履职20余年,于2006年底开始担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主管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应对气候变化等工作。从2007年巴厘岛气候大会开始,他一直活跃在气候谈判的第一线,素有中国“气候部长”之称。

  解振华极富个性的谈判风格,给世界各国都留下了深刻印象。2011年,在南非德班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的最后一次全体大会上,他在即席发言中,强烈批评发达国家拒不履行已经做出的各项承诺:“该做的我们都做了,我们已经做了,你们还没有做到,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给我讲道理?”一席话引得全场掌声雷动。

  10月22日,就华沙气候大会的焦点问题,解振华接受了《瞭望》新闻周刊记者专访。

  “博弈已经开始”

  《瞭望》:您认为即将开始的华沙气候谈判在整个气候谈判进程中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解振华:今年还不是气候谈判的大年,从明年开始,气候谈判可能会进入一个新的高潮。去年多哈气候大会主要是谈2020年之前应对气候变化的共识和协议,今年主要是谈如何落实以往会议的决定及如何推进2020年后实施的新协议。

  今年9月,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IPCC)第一工作组已经发布了评估报告。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认为,“1950年以来气候变化主要由人类活动引起”这一结论的确定性为90%,这次发布的报告把确定性提高到了95%。形势如此严峻,现在各国已采取的措施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实际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10月刚结束的华沙气候大会预备会有40多个国家的部长参加,各方充分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有分歧也有共识。其中一些国家还提出,各国要在201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上提出2030年之前的减排目标,并且说明过去实际行动、下一步的目标和行动方式。

  按照计划,2014年利马气候大会应该进入更为实质性的谈判,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要达成新的协议。因此,今年谈判的主要任务是为2014年实质性谈判和2015年完成新协议奠定基础,各国将提出自己的政治诉求和立场。

  《瞭望》:中国对2020年以后新协议的谈判有怎样的期待?

  解振华:希望新的协议是务实的,为全人类应对气候变化做出贡献。从根本上来说,应对气候变化包含两个方面,其一,为减缓气候变化而减少排放;其二,发生气候变化以后提高适应能力。中国是气候变化的受害者,也是“贡献者”。

  说是受害者,是因为近几年来极端气候事件引发的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最近10年,中国在极端气候事件中有7.6万人死亡,造成了多达4.7万亿元人民币的经济损失。因此,中国需要加强预警预报系统、防灾减灾体系的建设,提高适应气候变化能力。

  说是“贡献者”,是因为中国目前是第一排放大国,总排放量占全球25%以上,每年新增的排放量也不少。这是发展阶段决定的,中国正处于工业化接近完成的转型发展阶段,而城镇化还有较长的路要走,客观上决定了中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还会增加。但是这种增加并非没有约束,中国已经积极采取措施,提高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努力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速度,争取早日稳定。

  进一步而言,从某种意义上讲,气候变化问题与资源、环境问题同根同源,因此,中国提出建设生态文明与国际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应对气候变化与中国调整产业结构、转变发展方式和消费方式的内在要求是一致的,与中国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因此,中国在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进程中正在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

  “同舟共济,各尽所能”

  《瞭望》:今年谈判主要解决哪些问题?

  解振华:第一,巴厘路线图谈判已结束,今年主要是检查如何落实。谈判不能像狗熊掰棒子,谈完的不落实,然后又谈新的。达成共识不容易,增加政治互信更重要,这是进一步谈判的政治基础,所以中国反复强调各国要落实已达成共识,兑现自己的承诺。中国已经宣布2020年应对气候变化的目标,并为实现目标做出很大努力。言必行、行必果,我们的承诺即使有困难,我们也要努力完成。这方面的工作进展,我们每年都公开透明地向国内国际社会公布。譬如,我国领导人曾承诺加强“南南合作”,近三年我国每年提供1000万美元支持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尽管中国自己仍是发展中国家,但我们依然认真落实了这一承诺。

  发达国家并没有完全履行自己承诺。第一,减排力度很低;第二,资金问题还没有真正落实;第三,技术转让相关机构和机制已经建立,也没有完全落实。我们希望所有国家都要有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效果,让国际社会看到我们都在认真地落实之前的谈判成果,这是建立政治互信的基础。所以,这是一次“落实”的大会。

  第二,一些国家提出现有的减排措施距离实现控制全球升温2℃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据一些机构测算,工业革命以来,发达国家的累积排放量占70%,发展中国家占30%。但是在目前的减排努力中,发展中国家占了70%,发达国家只占了30%。因此,发达国家更应该加大减排力度。

  第三,新的协议如何遵循公约基本原则。今年预备会上,在解释“适用于所有国家”和“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时,我们主张要“同舟共济,各尽所能”。“同舟共济”,就是应对气候变化挑战是世界各国共同的责任,各国都要积极采取行动。这一责任适用于所有国家。“各尽所能”就是有区别,每个国家都应该根据自己的历史责任、发展阶段以及能力来履行相应的义务,也就是我们所坚持的公平原则、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各自能力原则。

  《瞭望》:具体问题主要有哪些?

  解振华:首先是新协议要坚持公平、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的原则,并在各谈判要素中加以体现。

  其次是减排模式问题,《京都议定书》是“自上而下”模式,也就是先确定减排总量,然后分配给各个发达国家。这一方式的缺陷是即使分配了减排量,一些国家也拒绝实行。

  另一种方法是“自下而上”,即各国根据自己的历史责任和能力提出目标,做出承诺,但是又会产生各国承诺的减排量偏低。完不成全球的减排目标的问题。因此,有的国家提出“自下而上+评审”的方式,但是对这一方式也有不同意见,提出涉及到国家的主权问题,实践中难以落实。

  我们的立场是开放的,只要符合公约的基本原则,我们都愿意开展深入的讨论,直至取得共识。

  第三,法律约束力的问题。新协议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是各国争论的焦点问题之一,目前尚无定论。我们主张先内容、再形式,形式服从于内容。新协议各国都要严格遵守,不能有例外。

  第四,核查的问题。就是各国承诺采取的减缓和适应措施要增加透明度。如何接受检查?我们主张,各国措施要有透明度,但也要考虑发展中国家的能力。首先要帮助发展中国家提高统计监测核查的能力。

  第五,发展中国家主张的损失损害赔偿问题,等等。

  谈判的任务是非常艰巨的,往往细节决定成败。各国关注点也不同,发达国家关注减排问题,发展中国家则希望适应、资金、技术、透明度、损失损害等一揽子问题共同解决,最后应当是一个相对平衡的方案。华沙会议至少应当确定谈判题目、时间表、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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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8 13:37:04 | 显示全部楼层

Re:华沙气候大会新博弈:各国如何提高减排允诺

  “所有议题我们都有自己的方案”

  《瞭望》:目前,作为排放量最大的国家,中国如何应对当下的谈判压力?

  解振华:中国坚持以积极的、建设性的姿态参与谈判,所有议题我们都有自己的方案。我们会前已经同发展中国家协调了立场,也同主要发达国家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力图增加各方共同点,减少分歧,相互理解,遵守多边规则,共同推动多边进程。

  《瞭望》:在这样的博弈中,中国有没有妥协?

  解振华:当然有妥协。比如,核查问题,中国就采取了灵活姿态,促成会议取得成果。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发达国家违背公约的规定,要求发展中国家行动要接受国际核查,发展中国家反之,谈判面临失败的边缘。是中国和基础四国采取灵活的立场,达成了发达国家接受国际核查,发展中国家接受“磋商与分析”,且“磋商与分析”是尊重国家主权、非侵入性、非惩罚性、鼓励性的协议。同时,我们接受“磋商与分析”,前提是发达国家提供快速启动资金,2010年到2012年每年100亿美元,到2020年达到每年1000亿美元。

  《瞭望》:那么,中国在气候谈判中赢得了什么?

  解振华:中国增加了话语权,树立了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气候变化关乎全人类的生存和发展,中国要站在这个高度考虑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零和”的结果,追求的结果是既不损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整体长远利益,又符合各国的发展权益,是合作共赢的结果。具体讲,是各国都不满意,但是都能接受的结果。这就是多边谈判的最好结果。

  《瞭望》:中国目前的谈判形势如何?在这次谈判前都有哪些沟通和交流?

  解振华:中国要考虑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利益,比如资金是发展中国家最关心的,中国一定要尽力为“穷哥们”争取。另外,绿色低碳发展是一个大系统,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只有这个系统各个环节都运行起来,才能真正实现。中国已采取各种措施,促进国内低碳发展,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减少由于发展产生的排放。做好国内的事,在国际上才有发言权。

  如今,中国和各国都有畅通的沟通渠道。中国和美国建立了畅通的气候变化政策对话的渠道,还建立了双边应对气候变化联合工作组,将节能提高能效、载重汽车、智能电网、CCUS、能力建设等作为优先领域开展合作。中国和欧洲在工业、建筑、交通领域节能、碳交易市场化、立法等方面也有合作。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日本也有相关合作机制,多边政策沟通交流也很畅通。南南合作方面,中国已经开办了多期培训班,对一些发展中国家提高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进行培训,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低碳产品的技术支持。

  我们与基础四国有一年4次沟通交流机制,与立场相近国家、77国集团及国际组织均有协调机制,不断加强发展中国家内部的团结。

  总之,对于气候谈判,中国愿意所有国家携手努力,采取务实行动,共同面对气候变化挑战,并在其中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顺势而为,顺势有为。

  《瞭望》:在谈判之前,您是否需要向其他国家澄清它们对中国的误解?

  解振华:我们希望一些国家能够客观认识中国的发展水平。发达国家早已完成工业化,人均GDP都已经到了3万到5万美元,有的发展中国家也已经达到或超过人均1万美元。而中国人均GDP仅仅是6000多美元,还有近1亿人口收入在贫困线以下,中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中国仍处在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面临着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多重挑战,我们的发展方式还比较粗放,转变发展方式、调整结构的任务很艰巨,中国有13亿人口,由于发展产生的温室气体排放在今后一段时间内还会相应的增加,中国正在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努力实现绿色低碳循环发展,我们不会无约束地排放,而是大力实行节能减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与我国转变发展方式、消费模式,调整结构,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效益在价值取向、政策措施上完全是一致的,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自加压力,已经在积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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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8 13:37:43 | 显示全部楼层

Re:华沙气候大会新博弈:各国如何提高减排允诺

  中国减排逐步深入

  “十二五”期间,节能减排的着力点在于转换动力机制,完善节能减排的市场制度,政府要从“十一五”期间强力推进节能减排的角色中逐步退出,更加突出企业在节能减排中的主体地位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李绍飞

  中国减排的脚步正在加紧。最近的一项重大举措是,财政部计划安排50亿元资金,用于治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的大气污染。稍早之前,环保部还表示,未来五年将投入1.7万亿元资金用于治理大气污染。这被称为史上最严格的大气治理计划。

  “十一五”以来,在行政力量的强劲推动和巨额资金投入下,中国节能减排步伐大大提速。从2006年到2012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了23.6%,这相当于少排放约18亿吨二氧化碳,其中,2012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就下降5个百分点。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解振华评论说,这不仅促进了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为应对全球气候变化作出了中国的贡献。

  他同时表示,当前中国正处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的进程之中,能源消费总量还会相应地增长,传统的高碳发展模式和消费模式,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减排行动进行时

  作为“十一五”的开局之年,2006年成为中国节能减排的原点。

  “十一五”规划纲要将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并制定了明确的目标任务,包括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源消耗降低20%左右、单位工业增加值用水量降低30%、农业灌溉用水有效利用系数提高到0.5、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提高到60%。

  这是中国首次明确提出提高资源生产率和减少污染排放强度目标,反映了中央政府希望从资源耗竭型的社会向资源节约型的社会转型。这一重大政策调整的国内背景是,在连续多年快速工业化、城镇化发展中,粗放型发展方式造成能源消耗强度和污染物排放大幅上升——在“十五”的后三年,全国单位GDP能耗上升了9.8%,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上升了32.3%和3.5%。

  为了实现规划目标,中央政府以行政主导方式强力推行地方节能减排任务。2006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建立节能目标责任制和评价考核体系,将“十一五”规划纲要确定的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降低目标分解落实到各地,实行严格的目标责任制。

  2007年,国务院印发《节能减排综合性工作方案》,全面部署了工业、建筑、交通等重点领域节能工作。当年开始实施“十大节能工程”,极大地推动了燃煤工业锅炉改造、余热余压利用、电机系统节能、建筑节能、绿色照明、政府机构等领域节能减排工作,形成3.4亿吨标准煤的节能能力。

  在此期间,一系列节能法律法规也逐渐完善,旨在解决高排放和污染“违法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问题。为此,《节约能源法》重新修订,《循环经济促进法》开始实施,新的《水污染防治法》正式颁布。

  巨额资金投入是节能减排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十一五”期间,中央政府投入节能减排资金2000多亿元,同时,这些资金又带动全国各级政府与企业的节能环保投入1.6万亿元以上,这一数字比“十五”期间增加了70%。

  通过强力减排行动,“十一五”期间,全国单位GDP能耗下降了19.1%,二氧化硫和化学需氧量排放总量分别下降了14.29%和12.45%,其中,二氧化硫减排目标提前一年实现,化学需氧量减排目标提前半年实现。中国通过节能提高能效,少消耗能源6.3亿吨标准煤,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4.6亿吨。

  目前,碳交易试点、低碳城市试点、生态文明建设先行示范区、循环经济试点等都在有序推进,推动了国内低碳实践迅速发展。

  在国际气候谈判陷入僵持的情况下,中国主动承担减排义务的行动再次得到赞赏。

  2007年,国家发改委会同多部门制定《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提出了明确的温室气体排放目标,增强适应气候变化能力,并通过科技研发和社会宣传、管理,推进节能降耗。

  从2008年开始,中国政府开始发布《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白皮书,全面介绍中国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与行动,以及中国对此进行的体制机制建设。

  2009年,中国政府首次正式对外宣布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行动目标,承诺到202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这一目标远远高于美国宣布的减排17%、欧盟提出的最高减排30%的目标。而按照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的规划,中国最多只需到2020年减排30%。

  转换动力机制

  “十二五”期间,中国的节能减排力度依旧。去年发布的《节能减排“十二五”规划》制定了一系列目标。

  到2015年,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2010年下降16%、全国化学需氧量和二氧化硫排放总量比2010年各减少8%、单位工业增加值(规模以上)能耗比2010年下降21%左右,“十二五”期间,要实现节约能源6.7亿吨标准煤目标。

  受访专家分析认为,在经济总量仍将快速增加,重化工业比重大、增速偏快,结构性污染仍十分突出的背景下,上述减排任务相当艰巨。为此,节能减排的着力点应放在转换动力机制,完善节能减排的市场制度,政府要从“十一五”期间强力推进节能减排的角色中逐步退出,通过出台更多的鼓励性政策与配套资金支持来引导企业,要更加突出企业在节能减排中的主体地位。

  “十一五”期间,在行政力量成为节能减排首要推动力的背景下,中国在短时间内实现了能耗的迅速下降,但另一方面,由于企业技术水平、规模等仍然相对落后,造成企业内生动力不足,由此导致拉闸限电等极端措施。

  近两年,减排方式已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上文所述财政部安排50亿元资金用于治理京津冀及其周边地区大气污染,即是通过“以奖代补”形式进行,期待由此撬动更大的社会资本、货币资本和智力资本,将钱、人及其他资源配置到大气污染治理的事业上来。

  就企业而言,受访专家以为,需要进一步增强节能减排的意识和能力,主动通过技术革新实现转型升级,避免“落后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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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8 13:38:23 | 显示全部楼层

Re:华沙气候大会新博弈:各国如何提高减排允诺

  “从当下来看,低碳节能对一些企业来说并不那么紧迫,但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其实非常严峻。”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说,“事实上,这已经造成了我国在对外贸易时出现的‘贸易壁垒’、‘碳关税’及‘碳标签’等一系列问题,而我国部分企业在这些问题上认识不够深,对国际竞争的方向把握不够明确。”

  潘家华以为,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第一大制造业国家,中国有必要在低碳技术和低碳产品开发方面有所突破,以引领低碳发展的方向,在全球竞争中占据领先地位。

  他指出,如果现在不采取行动,将来只能被动地接受别人的标准,使国内企业和产品在国际上失去竞争优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企业一定要警觉起来,行动起来。”

  新型城镇化的低碳潜力

  在潘家华看来,目前,高耗能原材料产品生产依然过量,在从工业化中后期向后工业社会过渡的时期,如此的高产量继续扩张的空间已经不大。

  从这一意义上而言,中国工业的碳排放总量已接近峰值,但是,与之相伴的居民生活水平的改善而引发的碳排放将是一个缓慢的持久的上升过程,其背景即是未来若干年的城镇化。

  作为碳排放的重要贡献者,城市消耗了大量的能源和资源,并制造了大部分的废物和废气。

  因此,正在进行并将持续多年的城镇化建设可能成为中国碳排放的主要来源,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城镇化如果能够做到集约高效,也会成为中国继续深挖减排潜力的主战场之一,能否成功,取决于城镇化发展模式。

  最近在接受本刊专访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指出,我国面临着快速城镇化进程中能源集约化使用的巨大压力。未来二三十年,我国还有一半的城镇化路程要走,但我国的耕地、水、石油、天然气等资源极为有限,可选择的城镇化道路必须避免美国的城市无序蔓延发展模式。

  按照2020年全国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和对2030年发展目标的规划,我国的城镇化水平将在2020年达到60%,在2030年达到70%左右。这意味着城镇化水平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20年间将转化3亿人口,相当于一个美国的规模。

  仇保兴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不能再走GDP挂帅的路径,应该推行质量型、低碳型、社会公正型的新型城镇化。

  如何减少城市对能源资源的过高消耗和高碳排放?潘家华以为,要从四个方面着力:一是在城市规划上,注意空间布局和资源的分散配置,避免资源过度集中造成大城市病;二是现在很多城市的商业区、住宅区分离造成严重的交通压力,也增加了整个城市运行的时间成本。因此,在城市内部布局中,应提倡各个区域的功能混合,实现工作生活一体化;三是在技术上提高能效,加快推广电动汽车等新能源工具;四是通过税收等杠杆遏制奢侈浪费之风,将低碳理念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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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13-10-28 13:38:56 | 显示全部楼层

Re:华沙气候大会新博弈:各国如何提高减排允诺

  潘家华:加强气候变化基础研究

  “我们应该向世界发出呼吁:无论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大家要一起行动起来减排。中国正在努力减排,成效显著,我们能做好,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能做好,发达国家能做得更好”

  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温泉李绍飞

  “今年的华沙气候大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为了控制会议规模,分配给非政府机构的名额少之又少。发达国家企业参与程度高,而国内企业参与十分有限。因而,作为早在2002年就获得公约秘书处正式认可并注册的研究性非政府机构,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特意留给企业几个名额,但联系报名的企业有30多家,可见中国企业已经觉醒。”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潘家华透露。

  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第八次以学术机构名义组团参加联合国气候大会。作为这一团队的领衔学者,潘家华的身份是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虽不直接参加谈判,但为谈判代表提供技术支持,同时也要与各国研究人员和谈判官员开展交流。

  在参与历次气候大会期间,他主办自己的“边会”、客串欧美“边会”,利用国际舞台,高调发声,释疑解惑,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的减排行动与绩效,系统提出公平而又可持续的“碳预算”方案,客观分析发达国家作为成熟经济体在减排方面的不作为和推卸责任,是气候大会上最活跃的中国身影之一。

  2010年2月23日,他走进中南海,在中央政治局第19次集体学习上讲解“2020年控制温室气体排放行动目标问题”。近年来,他一直活跃在低碳经济、可持续发展研究领域,为中国参与国际气候谈判提供基础研究。近日,本刊记者就气候谈判相关问题对潘家华进行了专访。

  “大家要一起行动起来减排”

  《瞭望》:如何看待中国目前的谈判形势?

  潘家华:中国目前处于一种二元境地,从经济总量上看,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排放总量上看,中国是世界第一排放大国;从能源消费来看,中国是世界第一能源消费大国,人均水平也超过世界人均水平50%。从这个层面上来讲,中国“被发达”的确难免,毕竟“树大招风”,整体的总量已经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平了。

  然而,从另外一方面来讲,中国在各方面的人均水平仍然较低。按照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人类发展指数排名,中国排在第101位,属于中下等的发展水平,谈不上任何“发达”。所以这个问题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正确。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就是“不负责任”,若要承担过多的责任同样是“不负责任”。所以,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这才是中国应该在气候变化谈判中采取的立场。

  其实,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做了很多事情,可以说,中国的减排力度是全世界最大的。在气候谈判中,我们或许应该改善一下我们的表达,应该向世界发出呼吁:无论发达或发展中国家,大家要一起行动起来减排。中国正在努力减排,成效显著,我们能做好,其他发展中国家也能做好,发达国家能做得更好。这样,沟通的效果可能更好。

  低碳城镇化的实现至关重要

  《瞭望》: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目前在做哪些与气候变化相关的研究?

  潘家华:目前在做的主要有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为气候谈判提供技术支持;二是低碳发展理论与政策实践的研究;三是适应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

  《瞭望》:从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开始,中国社科院和中国气象局每年在气候大会召开前联合发布气候变化绿皮书,对于推进气候变化的谈判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今年的绿皮书主要讲什么问题?

  潘家华:今年的绿皮书11月4日出版,主题是“低碳城镇化”。三年前我们启动了低碳城镇指标和评价体系研究。一年前,我们启动了低碳城镇化宏观战略研究。今年的绿皮书主题内容是基于这两个研究的。

  今年之所以确定这个主题,是因为中国目前城镇化率已经超过50%,城镇化迫在眉睫、势在必行,在此过程中加快城镇化的低碳转型非常重要,我们的研究主要是回答城镇化走低碳道路会如何影响经济增长、就业及消费。

  通过研究,我们主要有以下五个基本结论:

  第一,中国城镇化必须走低碳道路,如果继续以高碳、高排放的发展模式搞城镇化,能源安全、气候安全将难以保障。

  第二,低碳城镇化有利于就业和经济增长,有利于提高生活品质,因为它会带来可再生能源等新兴产业,其发展是可持续的。

  第三,中国必须实现低碳消费。中国有至少数以千万计的富人,数以亿计的中产人群,目前有7.1亿城市居民,2030年将有10亿城市居民,低碳城镇化的实现至关重要。

  第四,要实现低碳城镇化,除了在可再生能源、消费等这些技术层面要采取措施,还要在城市规划、资源分配、建筑质量等方面更加科学、合理和法制化。现在一个楼建了没几年就炸掉了,一座桥建了不久就垮了,这都是巨大的浪费。

  第五,中国城镇化需要借鉴国外的经验,也需要大胆创新,引领城镇化进程,为发展中国家作出示范。

  需要战略基础性研究支撑

  《瞭望》:目前中国企业对低碳问题的关注度有所下降,如何解决?

  潘家华:现在并非所有企业都很积极,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企业有明确的利益导向,现在我们缺乏碳排放硬约束,企业没有足够的压力。但是,一些有战略眼光的企业已经开始在其中寻找商机。这次我们去参会也有企业报名,企业去谈判现场主要是了解谈判焦点所在,了解各国的立场、经验和新的做法,那里主要是一个交流展示的平台、获取信息的场所。

  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其实非常严峻。事实上,这已经造成了我国在对外贸易时出现的“贸易壁垒”、“碳关税”及“碳标签”等一系列问题,而我国部分企业在这些问题上认识不够深,对国际竞争的方向把握不够明确,所以,我们的企业还未开展相应的应对措施。这与我们目前的制度关系很大,而制度建立需要战略基础性研究支撑。

  《瞭望》:中国目前在气候变化方面应该如何加强战略基础性研究?

  潘家华:中国在气候变化方面的研究其实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中国冰川学和气候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秦大河目前就担任政府间气候变化专业委员会第一工作组联合主席。

  我们以后需要着力加强的研究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温室气体浓度与温升之间的直接关联。这在目前还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第二,中国疆域广大,应对中国不同地区之间气候变化程度的差异进行分析和研究,以把握中国气候变化的具体情况。

  第三,对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如何更好地适应加强研究。现在台风、干旱、城市内涝、海平面上升等很多问题对经济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我们的应对并不是十分成熟。

  第四,中国作为排放大国,还需要多大的排放空间,我们的减排空间有多大,在国际上可以承诺到什么程度,怎样才能更好地减排温室气体。

  第五,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合作。中国应当研究如何与发达国家进行应对气候变化的技术创新方面的合作,如何与发展中国家进行发展路径创新方面的合作。

  此外,我们的科研人才体制也应改革,这样才能更有利于科研人员进行富有前瞻性、连续性、战略性、独立性的研究。□

  “中国角”将更加国际化

  “随着中国的减排贡献越来越大,中国民间有越来越多可以向世界展示的内容”

  “相比往年,今年华沙气候大会的‘中国角’,国内组团数量会有所控制,重点是更多地吸引国外组织和个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目前,组织者正在积极和相关国际组织、NGO等接洽联系,邀请它们参加到‘中国角’的活动中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华沙气候大会中国代表团团长解振华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表示。

  解振华解释说:“毕竟‘中国角’主要是向国外展示中国行动,我们尽量做到人少高效,现在看,活动安排得比较满,内容也很丰富。”

  诞生于2011年德班气候大会的“中国角”,主要是通过论坛、新闻发布会、研讨会、展览等形式,展示中国在低碳发展、气候融资、企业行动、民间节能等方面进行的努力。今年,“中国角”将更加国际化。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在气候谈判中给人留下只会说“不”的印象,由于缺乏与世界各国交流的渠道,中国在舆论上一度陷入被动,以至于一些外国谈判代表、媒体以及非政府组织以为,中国是阻碍谈判进展的主要国家。

  “世界上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和严重的污染者”,这是西方媒体贴给中国的最常见标签。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上,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声称,对美国而言,在缺乏全球第二大排放国现在可能是第一大排放国的减排透明度之下,要达成有法律效力或有资金承诺的国际协议是很难想象的。德国环境部长罗特根甚至直接向媒体表示,本次大会的主要阻力来自中国。

  事实上,中国已将节能减排列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主要目标之一,并采取了一系列大规模减排行动。自“十一五”以来,中国碳排放下降的速度在全球名列前茅,这对于一个尚处于工业化快速发展阶段的大国而言,并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遗憾的是,这些努力并不广为人知。

  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召开前的一次气候论坛上,中国节能协会理事长傅振寰说,中国在很早以前就已经着手应对气候变化危机,其效果可能要比世界其他国家或地区显著得多,但在气候变化领域,严重缺乏“中国声音”。

  一位中国气候变化谈判代表坦言:“我们过去对自己宣传得不够。”

  在德班气候大会设立“中国角”之后,解振华等主要谈判代表频繁接受中外记者采访,阐释中国节能减排的立场、政策和成绩。在多哈气候大会“中国角”新闻发布会上,解振华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时,就特别解释中共十八大报告提出“建设美丽中国”对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这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工作增加了新的动力,提供了政治保障。”他强调说。

  中国学者和大学生也陆续登上讲台,讲解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和感受,向国际社会介绍中国应对气候变化具体措施,并邀请国外记者、专家、环保组织等参加讨论,成为展示中国气候变化的一个窗口。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主办的基础四国专家边会上,四国专家联合发布了《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报告,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出发,阐述了基础四国专家就如何公平分配排放空间以及为促进低碳转型筹集资金等方面取得的基本共识。

  这一报告中,“将发展中国家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作为国际气候谈判的重要目标”、“碳预算”方案等新思想得到海外不少学者的支持和呼应。

  在“中国角”,还有不少非政府组织、企业的身影,这些自发而来的志愿者用各种方式展示中国民间的减排行动。

  德班气候大会上,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执行秘书长菲格里斯就收到中国志愿者的两份“特殊礼物”,其一是由中国绿色出行基金在全国征集的“99条中国民间绿色寄语”,其二是中国青年环境友好使者提交的《全球青年气候变化行动倡议》。

  这两份来自中国民间的“减排决心书”,展示了中国民间对于节能减排的热情和行动。对此,菲格里斯称赞,中国民间的减排努力正在成为全球减排行动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在多哈气候大会“中国角”循环播放的大型生态环保全景式纪录片《环球同此凉热》,通过一个个故事传达出中国在节能减排上所做出的实际行动和自觉的努力,吸引了多国谈判代表的关注,正如菲格里斯所言:“随着中国的减排贡献越来越大,中国民间有越来越多可以向世界展示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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