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部《环境绿皮书》发布我环境生态高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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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北京2月28日电（记者张可佳）今天发布的《环境绿皮书》称，中国目前的环境污染与生态恶化呈积重难返之势。虽然2005年年初，国家环保总局揭开了环评风暴的序幕，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但岁末的特大松花江污染事件则以悲剧的方式凸显了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面临严峻环境问题的现实。专家指出，中国的环境保护正处在十字路口。2006年的环境危机仍在加剧。

　　这本以“2005：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突围”为题的绿皮书，由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组织编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是社会多方（包括大量专家学者）共同参与，从公众视角编写的首部中国环境保护年度报告。

　　《环境绿皮书》对刚刚过去的一年所经历的主要环境问题进行了全面介绍，并强调指出，我国环境事故进入高发期，呈一触即发的危险态势。专家分析认为，我国城市水环境和空气污染的状况在2010年前仍将延续；在自然灾害和生态问题上，一方面受气候变化的影响，2005年是全球气候有纪录以来最糟糕的一年，另一方面生态系统退化越来越严重，使我国的自然灾害和生态危机也开始进入高发期。

　　专家同时指出，我国的污染已出现“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出现的污染公害已在我国普遍出现。

　　绿皮书还陈述了我国为环境污染所付出的沉重代价。例如最令人震惊的两组数字：一是空气污染使我国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到8％，达到1280亿元，相当于广东和上海GDP的总和。二是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将使中国到2020年付出3900亿美元的代价。

　　绿皮书称，要警惕在城市人的视野之外“悄悄发生的”生态恶化问题。我国曾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然而因过度开发利用和人口增长等原因，我国各类生物物种受到威胁的比例普遍在20％至40％之间，宝贵的生物物种资源正在急剧减少。来源: 《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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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中国首部环境绿皮书――《2005年：中国的环境危局与突围》在京发布。绿皮书指出：我国环境生态进入高危状态和事故高发期，中国的环保正处于十字路口。在经济高速增长和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由于多年的积累和欠债以及落后的环境治理和监管水平，我国环境污染积重难返，事故进入高发期，呈一触即发的危险态势。

环境绿皮书由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组织编写，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是中国民间环保团体第一次尝试结合更多的专业人士，从公众视角编写的中国环境保护年度报告。绿皮书以民间的视角，更直接地反应了一线人士的观点与观察，用相对通俗简明的表达，记录了一年来中国重要的环境变化、问题、挑战、经验和教训。

以下摘录《环境绿皮书》中的一些主要观点及数据。

中国的环境保护正处在十字路口

《环境绿皮书》认为，中国目前的环境污染和生态恶化呈积重难返之势，虽然2005年年初，国家环保总局揭开了环评风暴的序幕，加大了环境保护的力度，但岁末的松花江特大污染事件，则以悲剧的方式凸显了经济高速发展中的中国面临严峻的环境现实。2006年的环境危机仍在加剧，专家指出，中国的环境保护正处在十字路口。

我国的污染已经呈现出“复合型、压缩型”的特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中后期出现的污染公害已在我国普遍出现，我国已没有继续支持目前经济增长方式的环境容量。未来15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4．6亿，到2020年经济总量将再翻两番，不断增长的经济规模和人口，对资源和环境造成巨大的压力。按现在的资源消耗和污染控制水平，污染负荷将增加4～5倍。这个阶段特别是“十一五”期间，将是我国环境与发展矛盾最为突出的时期。

中国正在为环境污染付出沉重代价。世界银行2001年发展报告中列举的世界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国占16个。许多大城市肺癌标化死亡人数增加了8~10倍。据研究，空气污染使慢性呼吸道疾病成为导致死亡的主要疾病，其造成的污染和经济成本约占中国GDP的3%~8%，达到1280亿元，相当于广东和上海GDP的总和。 另一个数据是，到2020年，中国仅为燃煤污染导致的疾病就将付出3900亿美元，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这意味着如果届时中国仍保持9%的经济增长率，全部用以补偿这一项还不够。

与环境污染相比，生态恶化是在城市人的视野之外静悄悄地发生的，往往不被人们注意，然而其危害和后果远比环境污染更为严重，因而生态灾难基本是不可逆转的。水土流失、草地退化、沙化和荒漠化、生物多样性消失等等，将危害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近年来我国的生态恶化，即受到全球范围气候变化、温室效应的影响，也由于经济活动和人口压力对环境的影响。

2005年1月，评估世界各国（地区）环境质量的“环境可持续指数”（ESI），在瑞士达沃斯正式对外发布。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中，按照满分100点的打分规则，芬兰位居第一，中国（38.6点）位于伊朗之后，名列第133位（倒数第14位）。在2002年第一次发布该指数时，全球142个国家和地区中，中国位居第129位。

淡水环境成为我国最紧迫、重要的环境问题

《中国环境绿皮书》认为，淡水环境成为我国最紧迫、重要的环境问题。淡水环境具有很强的综合性，既有严重的河湖水域和地下水污染问题，也有水资源短缺的问题，以及严重的水土流失，集污染问题、资源问题和生态问题于一身，是中国当前环境危机的集中体现。

因为缺水，每年给我国工农业造成的损失高达3500亿元 。这还不包括水资源被过度开采而导致的巨大的间接损失。仅以国土资源部南京地质矿产研究所主持的《长三角地区地下水资源与地质灾害调查评价》报告显示的数据为例：由于地下水资源被过度开采，地面沉降对长三角地区造成的直接和间接损失已经达到3150亿元 ，包括对建筑楼房、道路桥梁、地下管线等造成的损失。

中国的水危机已经引起世界范围的广泛关注。美国兰德公司提出影响中国经济增长可持续性的八大瓶颈之一就是缺水和污染，它们对增长率的负面影响达到1.5％～1.9%，高于能源价格上涨和外商投资下降的影响。

水危机将始终是国家安全的心腹之患，如何保障水安全，包括水资源安全、水环境安全和水生态安全，以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支撑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中国最重要的发展问题之一。

民间环保组织与政府携手合作推进环保

《环境绿皮书》指出，随着中国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广度和深度不断提高，NGO组织（非政府组织）与政府携手合作推进环保，成为我国环境保护领域一个重要特点和新趋势。

据悉，中国的环境NGO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初诞生，数量不断增加，能力和影响力逐渐增强。据专家估计，全国大约有1000多个成型的本土环境NGO，其中草根组织100多个，学生社团500个，其他的是各地有政府背景的环境NGO。中国环境NGO已成为普及环境教育和倡导公众参与环保的重要力量。

2003年以来，环境NGO参与了多起重大公共事件，进行公众倡导并力图影响政策，进入了公众倡导的新的发展阶段。如对都江堰杨柳湖、木格措水坝以及怒江和金沙江虎跳峡电站的质疑，以及对北京动物园搬迁的决策争议等，关注和诉求指向了政府公共政策和商业利益集团。NGO成为公众参与圆明园防渗膜工程评议的主要推动力量，也是质疑和批评西南水电无序开发的主要力量。

在民间草根NGO之外，中国还有一大批有政府背景的非政府组织，由于拥有较强的专家优势、政府认同以及体制内的沟通渠道，环境NGO对公共决策产生了积极影响。如国家环保总局下属的两个全国性社团表现活跃，值得关注。一是潘岳担任会长的中国环境文化促进会，另一个是2005年4月新成立的中华环保联合会。国际NGO也在中国的环境保护中发挥了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环境公平问题凸显

《中国环境绿皮书》认为，当前环境问题的另一个新特点，是污染由城市向农村、由东部向西部的转移。

城市地区，尤其是大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的环境状况开始有所改善。城市空气污染的结构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汽车尾气已成为大气污染的首要污染源。与此同时，随着工业化向农村的深入，农村地区水源受污染的情况日趋严重。由于中国污染防治投资几乎全部投到工业和城市，农村环保设施几乎为零。通过截污，城区水质改善了，农村水质却恶化了；通过简单填埋生活垃圾，城区面貌改善了，城乡结合部的垃圾二次污染加重了。在某种程度上，城市环境的局部改善是以牺牲农村环境为代价的。

类似地，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环境差距拉大。国家环保总局在《全国城市环境管理和综合整治2004年度报告》中指出，2004年，全国500个上报“城考”结果的城市中，共有155个城市的危险废物集中处理率为零；193个城市的生活污水集中处理率为零，160个城市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率为零。它们大多是欠发达地区的中小城市。

伴随西部大开发的深入进行，包括大规模的能源、水电开发，铁路、管线等建设工程，以及旅游开发，西部更为脆弱的环境生态面临巨大的压力。由于没有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发达地区享受了环境保护的好处，不发达地区却在竞争中日趋落后，造成区域之间的不公平。当经济发达地区开始设置环境门槛，限制污染企业时，许多技术落后、污染严重的企业大量向西部转移，其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例如，近年来内蒙古东乌珠穆沁旗引进了一批内地污染企业，每天抽取大量地下水洗矿、造纸，消耗大量水资源，同时把几万吨工业废水直接排放到草原上，造成大批湖泊干涸、草原污染，国家重要湿地—乌拉盖湿地即将消亡。内蒙古重点扶持的20家工业园区中，高耗能产品为主的园区约占一半。

环境公平问题突显，直接表现为环境维权事件增多，环境冲突日趋激烈。自1997年后，环境污染纠纷呈直线上升趋势，每年上升的比例为25％，2002年超过了50万起。据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对1999年至2005年环境纠纷和污染诉讼问题的分类，依次是噪音污染、大气污染、水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等。

小排量汽车和电动自行车应成为节能环保先锋

《中国环境绿皮书》认为，近年，我国城市交通管理政策存在着一个奇怪的现象：尽管油价不断上涨，尽管中央提倡建设节约型社会与和谐社会，但是在节能环保方面有很大潜力的电动自行车和小排量汽车，却在很多城市备受排挤。

目前，中国各地有84个城市禁行或限行小排量汽车，还有相当多的城市正在扫荡助力车和电动自行车。2005年，“禁电限小”问题引发了社会普遍争议，要求解除禁令的呼声越来越高。实际上，这映射了中国城市化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深层次矛盾。

据悉，按照年初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联合下发的《关于鼓励发展节能环保型小排量汽车的意见》，今年3月底前，各地都要取消对小排量汽车在行驶路线等方面的限制措施。

与小排量汽车的城市交通问题一样，电动自行车今年也备受瞩目。我国中央政府和领导支持电动自行车的研制和使用，欧洲致力于推广电动车的非政府组织“超级动力”（Extra Energy）还在中国展开调研，但是很多地方政府却在权力范围内，相继出台了禁止电动自行车出行的规定，给这个快速成长的行业带来巨大困境。

据了解，2004年全国产销量大约750万辆，比2003年几乎翻番，2005年有预计突破1000万辆，是世界电动自行车产量最多的国家，占到了世界总产量的3/4。与此形成巨大反差的是，北京、南宁、福州、温州、海口等地相继出台禁止电动自行车上路的法令。2005年5月，珠海成为第一个通过立法禁止电动自行车的城市，禁令从行政层面上升到法律层面，电动自行车行业面临巨大危机。

电动自行车禁行的理由不外乎两方面：安全隐患和环保问题。在实际使用中，电动自行车经常超过国家规定的限速，并且有可能占用机动车道或人行道；电动自行车采用的蓄电池，使用半年到一年时间就需更新，电池生产和回收不当会造成严重污染；另外，市面上检测到很多电动自行车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技术与安全标准，且一些厂家的销售配套服务不完备，影响了电动自行车的行业声誉。问题的确存在，但作为禁行理由却值得商榷。专家分析认为，电动自行车引起关注的一些问题，根源往往不在于车本身。各地针对电动自行车的禁令，是对问题表象的简单化处理，而问题背后的深层原因没有得到认真对待。

自2006年1月4日起，凡符合国家《电动自行车通用技术条件》规定的标准，并被列入北京市电动自行车产品目录的电动自行车可以进行登记，并由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牌证，2002年核发的电动自行车临时号牌继续有效。

《中国环境绿皮书》指出，电动自行车业和小排量汽车行业都是对国民经济具有拉动效应的行业，能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我国亟待出台行之有效的电动自行车技术规范和行业规范，对企业进行清理整顿，只允许那些符合标准的企业和产品进行销售活动，完善行业配套服务的规定，加强售后服务监管，重视维护消费者利益。同时须对电池回收等关联问题进行有效规划。

文章来源：人民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