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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日本立命馆大学环境问题专家周玮生教授
周玮生: 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立命馆孔子学院院长,立命馆可持续发展学研究中心主任。现兼任国务院侨办海外专家咨询委员、中国侨联海外顾问、中国侨联青年委员会副理事长等职。
本报记者 陈超 刘海英
这个冬天出奇的冷,北半球缤纷的雪花和刺骨的寒风,让全球气候是否变暖的争论进一步升级。而根据哥本哈根协议,本月底发达国家将宣布各自在2020年的减排目标,届时相信又会有一番争论。气候问题成了近年来少见的热门话题,甚至成了各国和各国家集团之间外交交锋的热点。温室气体在大气中两百年仍然“存活”,而大气中正在发挥温室效应的二氧化碳,大部分是发达国家近两百年来排放的。在发展中国家刚刚开始经济提速的时候,排放温室气体的罪魁祸首却要求新兴发展中国家承担和发达国家相近的义务。这本身就是十分不公平的。
就气候研究和国际减排等相关问题,记者采访了来华参加会议的日本立命馆大学政策科学部教授、环境问题专家周玮生。
要承认气候研究的不确定性
对于全球气候是否在变暖的争论,周玮生表示,虽然有科学家称全球气候变暖是二十世纪最大的谎言,也有人说气候不是在变暖而是在变冷,但目前学界的主流观点是:全球气候正处于一个日益暖化的时期。
周玮生强调,科学认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确定性会永远存在。在复杂的气候变化问题上,不确定性的存在是必然的,对此要敢于承认。导致全球气候变暖原因的争论便是这种不确定性的表现之一:有人说是水蒸气,有人说是太阳黑子,也有人认为气候变暖只是地球40多亿年发展成长过程中一个自然演进的瞬间。但无论如何,二氧化碳具有温室气体效应,这是无可辩驳的,只是其对气候变暖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各说不一。
周玮生称,对于原因的争论,也导致了面对气候变暖问题的三种不同态度:一种是放任态度,认为在气候变化面前,人类无能为力,也必将无所作为,只能听之任之;一种是遏制态度,认为气候变化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因此人类要采取行动,减少排放来缓解气候变化的进程;而第三种态度则是上述两种态度的综合,认为气候变化既有人为因素,也有自然因素,人类不可能完全改变气候上升的趋势,但也不能消极等待,而需有所动作。目前大多数科学家赞同二氧化碳说,认为气候变暖是人为造成的。但科学不是多数决定论,真理也许就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所以《京都议定书》采取了一个十分巧妙的策略,既坚持了原则,又考虑了不确定性,从而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实际效用的减排国际公约。
要坚持做无后悔行为
周玮生指出,从科学角度分析,抑制二氧化碳的排放有三种行为方式:
第一种方式称为无后悔行为。也就是说,即使气候变暖与二氧化碳排放没有关系,即使将来的气温并不会上升,我们也依然要采取的行动,便是无后悔行为。这类行为是保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如植树造林、节能减排等等。无后悔行为是人类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策略。
第二种方式称为最小后悔行为。这类行为主要包括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新能源的开发活动。与传统化石燃料相比,新能源的开发成本较高,其开发利用存在着一定的风险。但为了优化能源结构,保证能源供应的永续性,即使没有气候变暖问题,依然要开展这类行动,甚至在有风险的情况下也要进行,这就是最小后悔行为。
第三种方式称之为特化行为。主要是指将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进行捕获、封存,这是专门为对付气候变化而想出的办法。封存人类排放的二氧化碳只是解一时之困的主意,没有任何好处,目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有成熟的技术。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要保证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造福于子孙后代和全人类,就要坚持做好无后悔行为和最小后悔行为,以达到一箭多雕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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